2017年10月02日　《重庆日报》 05版：

《重庆日报》截图　（图片来源：校新闻中心）

　　今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迎来了“民法典时代”。10月1日，《民法总则》正式施行。

　　《民法总则》有哪些亮点？与市民生活有什么关系？9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刘云生，他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结合法学知识，为读者讲解了这部法律“隐匿”的文化传承和时代价值。

　　为公序良俗写进《民法总则》叫好

　　观点摘录：《盗墓笔记》最近几年特别火，但其中却隐藏了一个道德问题：按照民间风俗，盗墓者的行为不仅打扰到死者的安宁，更给别人后代子孙留下难以填补的精神创伤。

　　《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刘云生说，把公序良俗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成为本次立法的一大亮点。

　　刘云生认为，善良风俗天然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涉及最基本道德和伦理观念，一个涉及最具体的行为规范，这是维系社会和家庭的最基本法则。比如不得故意杀害生命，不得故意破坏人伦亲情；不能因为同学比你优秀，得了奖学金，就羡慕嫉妒恨，投毒残害，致同学于死地……

　　《盗墓笔记》最近几年特别火，不仅有小说，有电影，还被开发成网络游戏，但其中却隐藏了一个道德问题：按照民间风俗，盗墓者的行为不仅打扰到死者的安宁，更给别人后代子孙留下难以填补的精神创伤！尊重死者的安宁，也就尊重了生者的身份权、人格权，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死者为大”道德伦理的核心。

　　此前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在第七条规定了“社会公德”，但没有确证“善良风俗”原则。因此，《民法总则》有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将“社会公德”转换成为“善良风俗”；第二大贡献是将善良风俗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

　　《民法总则》确立“习惯”的法源地位

　　观点摘录：“这宝马车是‘定情物’，也属于‘彩礼’，是为了结婚而赠与。如果你要悔婚，对不起，非诚勿扰，按照习俗，就必须返还。”

　　《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把人们寻常生活中的民间习惯纳入民法，确立习惯的法源地位，是本次立法的一大亮点。

　　“非诚勿扰”节目有一位女嘉宾和男嘉宾牵手走下舞台。男嘉宾向女嘉宾提出了结婚的请求，还买了一辆宝马车无偿赠与女嘉宾并登记在其名下。哪知道，宝马车送了，女嘉宾却坚决要求分手，并且不承认两人之间有婚约，也不承认男嘉宾送宝马车的事实。男嘉宾一怒之下，将女嘉宾告上法庭，要求返还宝马车。

　　刘云生说，这是一份赠与合同，但却是附条件的赠与合同——什么条件呢？以未来缔结婚姻契约为前提，虽然已经交付、过户，但如果女嘉宾拒绝结婚，男嘉宾是否可以主张赠与合同无效，要求返还？这在《民法总则》之前，确实很难办。《民法通则》和《合同法》都只承认社会公德，你情我愿，你送我宝马，我就笑纳，你就不能再要回去，这和社会公德没关系。

　　“但按照合同法原理和《民法总则》，这宝马车不仅是爱意的表达，还是结婚意愿的表达。按照民间习俗，这宝马车是‘定情物’，也属于‘彩礼’，是为了结婚而赠与。”刘云生分析说，如果你要悔婚，对不起，非诚勿扰。按照习俗，就必须返还，否则，就违背了这种风俗中的“善良”品格。

　　确立胎儿的法律地位，化解人伦和法律的困境

　　观点摘录：《民法通则》规定，胎儿出生后才算是“人”；而《民法总则》规定，胎儿没出生、落地前，就算是“人”了！

　　胎儿到底算不算“人”，是一个难解的话题，《民法总则》第十六条规定：凡是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总则的这一条规定，让胎儿获得了应有的法律地位。《民法总则》的进步意义有多大？

　　刘云生举例说，2010年9月，江西丰城一位即将临盆的孕妇遭遇车祸，自己没受什么伤，但腹中胎儿却因此死亡。后来，当事人向丰城市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了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损坏赔偿费。特别是对胎儿死亡提出了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两项诉讼请求。法院支持了对孕妇本人的各项赔偿请求。对于胎儿权利的请求，法院则不予支持，理由是：因为胎儿还不是“人”，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法院的判决依据是《民法通则》第九条：自然人的民事主体资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尚未脱离母体，不能算“人”，也不享有民事主体的一切权利。

　　“而按照今天的标准，胎儿和婴儿的转换条件就两个：是否脱离母体；是否具有独立的生命体征。”刘教授分析说，《民法总则》的诞生，化解了这一人伦和法律的困境，从逻辑上肯定了胎儿成为“人”的可能性，赋予了胎儿在财产法上的法律人格。

　　《民法总则》给“好人”提供免责金牌

　　直面问题：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孩子落水了，救还是不救？有人钱包被偷了，帮还是不帮？近年来，类似这样的问题困扰了许多人。

　　做好事不小心误伤他人怎么办？自己受到伤害没人负责怎么办？被人讹上怎么办？不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成为公众的强烈呼声。对此，我国《民法总则》专门出台了“好人法”，为好人义士披上了“保护衣”。

　　那么，《民法总则》具体是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呢？

　　2017年4月21日傍晚，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位女性被车撞倒，前后20多辆车和20多名过路行人，要么绕道而行，要么驻足观望，没有一辆车停下救援，也没有一个人阻止过往车辆，援手相扶。1分钟后，女子被第二辆车碾轧至死。

　　视频流出，网评如潮。有网友骂来来往往的行人是“一群行尸走肉”；有人慨叹倒地女子如“垃圾”一样“无人理会”；更多的评论则痛惜人性冷漠，世道寒心。

　　刘云生分析说，“这一偶然事件折射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死关头旁观者的道德失落；一个是对于生命救助的法律缺位。”

　　当受害人与施救人之间既缺乏身份关联，又没有信任可言，如果救助行为导致了后续性损害，甚至遭遇诬陷栽赃，而法律又不能为施救者提供免责的保障，那就得不偿失了！

　　那么，《民法总则》如何平衡受害人与施救人之间这种道德偏向和利益博弈？

　　刘云生告诉记者，《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给出了完满的答案，从根源上解决了这一难题。该条规定：不管危险来自于外部侵害，还是来自于受害人自身的疾病，只要救助人自愿、无偿救助，哪怕造成或加重了损害，救助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是一道免责的金牌！既肯定了善性、善行的可贵，也解开了法律的桎梏，避开了人性的卑污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