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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办“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权治理的新路径”边会

作者:中国人权研究会来源:中国人权研究会 发布时间:2017-03-17 09:43

2017年3月14日 中国人权研究会:

  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办“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权治理的新路径”边会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日前在日内瓦开幕,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出席此次会议,并于3月8日与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共同举办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权治理的新路径”为主题的边会。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人权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人权保护、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宗教的主张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的共同诉求等角度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古巴等多位与会者就“多元”与“共同”的关系、中国人权非政府组织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作用等问题提问,并与中方学者进行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对人权观念的解释不能脱离相关的文化背景,人权保障不是分担包袱,而是分担责任,是共享价值中的集体责任,中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并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边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张永和主持,来自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宗教研究中心的人权领域专家学者在会上进行了主题发言,并与参会代表进行了对话交流。20余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政府代表团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约50人与会。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于2017年2月27日至3月24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3月1日,中国代表140个国家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引起广泛共鸣。

  张永和:“和平发展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的诉求

  今天,人类已然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的兴旺与衰落都与其它国家息息相关。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中,权利的诉求也必然呈现具象的权利和整体权利的样态。为应对人类命运所面对的世界性挑战,“和平发展权”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诉求。因为,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有对和平的期盼,都存在发展的空间和机会。

  不过,我们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发展”与“发展权”,这是两个不同概念,过去我们往往将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发展”是一个事物或现象动态的、积极的变化过程,“发展权”则是一种希望或已经获得的发展的权利。

  “和平权”与“发展权”是两个独立的、不同概念。“和平权”是指人们生活在不受外在不良因素影响,而所处的自在状态;“发展权”是指人们所获得的能够发展的机会。它们可能是一组相互依存的概念,也可能是一组完全相冲突的概念。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可以为实现“和平权”而放弃“发展权”,也可以为实现“发展权”而无视“和平权”。

  “和平发展权” (rights to peace-and-development) 是一个全新概念,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机结合,绝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是指发展对和平的依存和和平需要发展支撑的一种权利模式,没有“和平权”的“发展权”及没有“发展权”的“和平权”都不存在。从英文的翻译我们也应该看到,“rights to peace-and-development”是组合的一个新词,从英文的组合看,显然“和平权”与“发展权”相互不可偏废。在英文中,如果在“和平”与“发展”之间不用 “-”连接,仅仅简单翻译为“rights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其意义仍然可以理解为“和平权”与“发展权”。

  1.“和平发展权”的提出背景

  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发的地区局势动荡,大国对于外太空的军备竞赛与资源争夺,恐怖主义的国内与国际蔓延,以及国内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的扩大,对人类发展权的进一步实现产生了阻碍,同时,和平权已经成为个体、国家和全人类的普遍诉求,也是人权保障的底线需要。

  发展的目标已不再是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促进人类的一体与和平,人类的和平共处也是人类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必须条件。在“和平”愈发成为人类发展与人权进一步实现的条件下,我应对发展权的价值目标、实施方式、实现条件等进一步注入和平的元素。

  2.“和平发展权”的价值目标

  2.1创建全球协同格局

  应以“协和万邦”、“和为贵”、“尚和合、求大同”的智慧贯通于和平发展的原则与实践,传递“孤举者难起 众行者易趋”的中国传统理念,实现“相生与共”、“生生不息”且尊重不同文化背景发展模式的协和状态。

  2.2实现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与人权的充分保障

  “和平发展权”的目标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国的安宁与利益,而是实现惠及全人类的能够代际相传的且实现的终极权利。

  3.“和平发展权”的内涵、主体、应协调好的几对关系

  3.1“和平发展权”的内涵

  “和平发展权”不是单指某一具体权利,而是以实现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与世界大同为根本归宿的“权利簇”。它不仅包括不受内外各种威胁的且得到他人尊重的自我发展的诉求,也包括发展产生的权利,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动态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

  3.2“和平发展权”的主体

  “和平发展权”的主体是国家、集体和个人。

  3.3“和平发展权”应协调好的几对关系

  一是协调好国与国的关系。涉及跨境问题的国内治理问题不应威胁或潜在威胁他国的和平与安全。二是协调好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防止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自由主义牺牲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四是协调好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公民身份与世界公民身份的平衡,发展资源的供给者与发展成果的创造者之间的平衡。五是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警惕地方主义、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结合。

  4.“和平发展权”的实现方式

  4.1尊重发展

  尊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选择的发展方式,尊重他国享有的不受威胁地进行自我发展的权利。

  4.2共享发展

  共享发展的内涵不仅是旧和平时期的“谋合作”、“求互利”、“创共赢”,也包括迈向新和平时期的“化分歧”、“共依存”、“同命运”。

  4.3协同发展

  经济之间的协作共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共荣、环境保护的共同治理、科学技术的合作与共享、人道救助的协调统一等。

  4.4无差序发展

  体现平等原则的国际合作机制、合作框架;地区之间公共资源的均等化。

  5.“和平发展权”实现的条件

  5.1人类集体安全机制的升级

  “和平发展权”的话语倡导不能脱离战后各国一致确立的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人类集体安全机制。中国不仅要更为坚定地成为人类集体安全机制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也要成为集体安全机制改革的推动者和贡献者;通过继续增加自身资源投入份额和磋商对话,发挥在维和、阻止战争中更大的权限和能力。

  5.2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规则日益成为“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和制造人类不和的源头。尊重、共存、兼爱的话语和规则,更好协调和整合动荡地区和存在冲突、争端的国家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但前提是保障每个国家对于“和平发展权”的诉求。

  (张永和  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本文系作者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与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共同举办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权治理的新路径”为主题的边会”上的发言。)

  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下的人权促进与保障

  面对“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存在、全球经济发展的乏力、“数字鸿沟”程度的加深,价值观念与发展道路的交锋交流同步上升,安全威胁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扩散,并表现出跨国性、易转化性、主体不确定性和突发性等国际形势,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这些现象的本质,概括而言就是:世界各国在多样性基础上的相互关联出现了断裂或失去了平衡。

  第二,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根本在于各主权国家在保持内在的自身独立性和应对外在的新风险上能力不足。

  第三,各主权国家间正在形成或将不可回避地形成一种全球连带关系。

  对此,需要强调两个基本立场和观点:

  具有多样性才能保持稳定性。这一原则不仅仅适用于自然界,更适用于人类社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常会的A/HRC/34/49号文件中,也能看到关于人权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陈述。具有多样性的稳定能够形成动态稳定,失去多样性的单一性稳定只是静态稳定、刚性稳定,非常容易导致分崩离析。

  承认和尊重多样性,提升多样性中的关联性和整体性。“多样性”本身是一种自然均衡状态,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优劣。但我们时常看到的却是,强势者或霸权者总试图将自身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强加于自身之外的存在,人为地制造弱势评价或转嫁风险,进而进行排挤或淘汰来消除多样性。

  中国经典表达中有“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说法,可看作是对以上两点的集中表达。现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了对全球连带关系的重要性,要在保有各国多样性的基础上,加强各个国家之间的关联,从各国的内在治理能力和外在抗压能力两个方面来寻求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东乱局造成的难民潮,并由此危及人权保障的境况;以及在东亚、拉美地区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并不断扩散,最终波及到整个地区,影响了公民在生存、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本人权。这些都深刻反映出人类社会是一个在多样性基础上相互关联的共同体,不能从孤立的角度看待人权和人权保障。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之下的人权概念,首先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发展等领域;同时还是一个映射性概念,将前述各领域中所涉的利益、要求、资格、权能、自主选择等表达在人权话语之中,形成权利与事实的相互构建;更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把各种人权价值、不同类别的主体,以及各层次的基本权利都贯穿整合起来。这种人权的基本属性是权利性、道德性、普遍性、包容性。

  第二,人权保障主体之间存在连带性。对此,各主权国家应致力于一国内部的稳定与发展,并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维护一国外部的和平与安全,这要求尊重一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一国内的人权法治体系,维系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方面的多样性。

  第三,应同时认识到人权价值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人权保障标准的普遍性,应恪守人权的普遍性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实施和增强外部合作机制,提升内部人权法治体系的层次性和针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所有中国倡议的总理念。通过观察中国的近年来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到这一理念是怎样指引促进与保障人权的。

  我们看到,中国始终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以及各种联合国机制和区域性机制,并致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以“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合作。坚持从经济、发展、民族自决权的角度入手进行友好协商,通过设立机制、论坛等将各层次人权公约的原则、倡议加以实体化、机制化,不断寻求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全球共识,这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让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在扶贫、减贫、脱贫的事业中,能够看到在指向维护基本生存权的同时,也注重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这是典型的以事项为导向的人权促进与保障方式,同时增进民主参与、民生水平,确保了人权的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性。

  我们还看到,中国也积极响应《维也纳宣言与行动纲领》的倡议,自2009年起连续发布了三期行动计划,前两期评估状况良好。行动计划针对公民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两类权利,特定群体权利,人权教育与研究,人权合作与交流,实施和评估几个方面提出具体指标,不仅也体现出兼顾民主与民生的人权促进与保障方式,还体现出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目标治理模式,再加上各个行业领域的主题性纲领文件、政策的推进,提升了人权法治保障的层次性,并更具可操作性和可评估性,彰显出务实的态度。

  凡此种种的事例,让我们感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权利、义务和责任共同体,过去狭隘的民族或国家利益观突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独立性,忽略了各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相关性、连带性和整体性,导致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下的人权促进与保障,不仅应强调权利,还更应强调义务和责任,强调国家主权尊严和个人价值尊严。 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是分担包袱,而是分担责任,是共享价值中的集体责任。

  我们也深知个人及人类社会具有脆弱性、多样性、稀缺性,这是全球和平、安全问题的根源。“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应当努力寻求公正、包容、安宁的外部环境。

  如果正义就是各安其位,各尽其责,那就是要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发展特点的前提下,倡议各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担当,不断推进发展,充分评估、考量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倾听别人的声音,增进相互间的对话、交流和理解,不断地修正、协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

  (周力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长)

  (本文系作者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与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共同举办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权治理的新路径”为主题的边会”上的发言。)

  曹志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的人权问题

  我们代表团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人权治理》,讲的是当今人权事务所面临的若干问题。

  不过,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在全球人权语境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指的是什么?

  简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全人类的共同家园。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就设想了这样一个社会:所有的人和谐共处,亲如一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人类社会中纷繁芜杂的区别差异,着眼于为所有人谋求最大的福利。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平等。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所有成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在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极有可能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是受人欢迎的还是招人厌恶的,也无论是大有裨益的或者存在害处的。因此,要避免那种你争我抢的零和博弈,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必要共同努力来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之中,平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平等能够确保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塑造我们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拥有公平的权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所有的国家手中——而且是平等地——各国应当寻求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构建伙伴关系而不是寻求结盟。在寻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探索改变现有体系中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部分。这一努力在改进人权方面将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包容性增长/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一国的发展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中国推崇公正和有效的全球财经治理,开放和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绿色和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以及包容性和互通性的全球发展治理,并认为这些方面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优先事项,这集中体现了中国治理与为全球经济增长建言献计的执着。此外,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发明,中国还倡导应让发展中国家得到更为合理的代表,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呼吁让所有的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到规则制订中来。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及中国增加对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投资的举措等就是本着这一精神提出来的。

  除了这些发展努力之外,中国还十分重视构建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以便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国针对种种风险和冲突所建议的解决方案,以及中国加大对联合国和平努力的支持力度之上。

  总而言之,全球命运共同体呼唤我们在解决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人权问题——之时拿出兄弟友爱的精神来。

  那么,我们要讨论和解决的人权问题有哪些呢?

  我们的团队认为,除了对人权的传统威胁——诸如战争、流行疾病以及自然灾害等——之外,当代世界人权还面临着一些非传统性威胁,包括粮食、资源、跨国犯罪、反腐、反恐(三种势力)、气候等问题。

  粮食问题主要包括视频安全和食品保障两个方面。食品安全直接关乎人类健康,而人类健康则由直接决定了人类的幸福指数。食品保障则决定了人们是否获得充足的食物——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核心人权之一,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生存就无从谈起。

  资源短缺。国际社会已然痛苦地感知到了资源短缺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诸如因为资源短缺而导致的热带雨林面积萎缩、对鱼类和其他资源的过度开发等,不一而足。

  跨国犯罪。跨国犯罪正是一起又一起令世界人民感到惨不忍闻的惨剧的根本原因:诸如拐卖妇女儿童以及世界某些地区对女性的性盘剥等。

  腐败。腐败正在蚕食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原本应该惠及全体人类。

  最后,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地方正在遭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的蹂躏,这些地方有太多的人经历过、而且正在经历不为人知的痛苦。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迎头痛击这些对人权的非传统威胁呢?

  我们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促进、推动人权的全球治理。各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要解决困扰国际社会的问题,有效的全球人权治理是不二法门。

  (曹志建  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

  (本文系作者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与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共同举办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权治理的新路径”为主题的边会”上的发言。)

  朱颖: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多元人权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仁德的人,自己想站得住首先使别人也能站得住,自己做到通达事理首先要使别人也通达事理

  习近平主席2015年9月在联合国的讲话,“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四个关键词:平等(发展)、合作(共赢)、安全(共治)、包容(互鉴),这是“命运共同体”的四个支点。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有大动作。“三个不动摇”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坚持共同发展,理念不会动摇;坚持亚太合作发展,政策不会动摇。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包括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一、人权的多元价值属性。(平等)

  “多元主义”一词在道德与政治理论中有着多重含义:它也许是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念的经验性的主张,也可以是在规范性的视角下,这种多元性是“可欲性”(desirable)的表达。

  如何处理现代社会中“诸神之争”纷乱格局,其中,这些价值的冲突,除了古典意义上的“善”与“恶”的冲突事实外,在现代社会中不同的“善”之间的格格不入的局面,尤其是那些被观念化的特定的“善”。

  首先是承认其发现的一个“事实”:现代社会所创造的新的“诸神”,不仅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而且相互冲突。如果以“潮流”的观念,某种特定的“善”或者“价值”来引领我们生活的目标,以求得在理论上的和谐统一,无论其愿望的美好或名义的崇高,都将对现代人的“自由”构成威胁。这种内在的张力表明了另一个“事实”:一方面认可多元价值的正当性,并坚决反对将多元价值“整合一体”的一元论主张。

  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另一个困境,就是这个不同的终极价值的冲突中做出选择而不得不付出的牺牲。现代的人们必须要做出“理性的选择”,“价值”的多元是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基本事实,无法回避的选择就是人类的基本状况。而目的又是相互冲突的,人们不可能去拥有一切事物,于是选择成为了一种需要,为了一些“价值”而牺牲另一些,成为人类生存困境的基本特征。这也是现代政治“不完满性”的真实写照。

  由《 世界人权宣言》确立的普遍人权观念,无论从其对人权的定义还是具体的内涵来说,都是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来确定的。西方的根本价值基础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对个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体现对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重视。可是,非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念基础却是整体主义、义务本位甚至身份等级制。可见,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不过是世界多元价值的一元,不能用它来充当普遍人权的价值标准。因此,现存的普遍人权不过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反映,是在普遍主义掩饰下的特殊主义。

  多元人权观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假如说在一个单一道德世界里面还存在普遍人权的可能的话,那么现实的多元道德世界把这种可能性统统给消解掉了;要我们相信普遍人权的存在就犹如相信 “独角兽”( 麦金太尔语)那样荒诞不经。

  我们今天更应该发掘中国国家内部既具有多元性,又具有包容性的大一统结构。这个包容性的“大一统”,意味着是对“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重新定义: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同质性的排他性的平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意义上的平等,保持差异,又能保持统一。

  二、人权的多元利益属性(合作)

  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推动建立了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延续到今天,就是复杂多变的国际秩序、世界极大的发展差距。

  但在事实层面上,存在的则是帝国主义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结构,并且,这一等级结构由贸易和生产链条的国际分工得到进一步加强。除了国家这一历史悠久的权力主体之外,还出现了大型企业、跨国机构如IMF、非政府组织、国际媒体等新的权力主体。国家的“君主地位”正被这些全球化的“新贵族诸侯”冲击。全球化时代,以暴力为基础的权力并没有消失,但新的权力——以资本的退出权为表征的新权力不断涌现。

  文艺复兴虽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代价: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又被神化、异化。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呼唤一场新的文明复兴。它要继续人的解放,但也要把过度膨胀的人改变成和谐的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

  三、人权的多元权力属性(安全)

  国际秩序存在二元架构:在理想层面上,由普遍平等的民族国家通过国际条约塑造国际秩序,欧陆式现代民族国家架构成为区分国际秩序主体中文明与野蛮的标准。

  多元人权观认为,依照这一基本原则,人权是国家主权范畴内的事务,一个国家的人权观点和人权制度必须由该国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来决定。正是这一点给予了各国人民一种资格,创制出符合本国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条件的人权观念,促成世界范围内人权多元化的格局。此外,国家主权至上原则还规定了一国境内的个人所享有人权的内容、范围,都是国家行使主权通过法律等手段予以规范并加以保障的“。 今天的个人权利都存在于国家主体的保护之下,所以没有国家主权也就没有个人权利‘, 主权’实际上高于人权。

  四、人权的多元文化属性(包容)

  概括地说,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其一,各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都是平等的;其二,文化多样性的事实要求我们对不同的文化现象应该采取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特别是要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文化,而不是简单地去区分其优劣或横加指责和批评。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体系崩溃以后,亚非拉各国就开始了孕育自身的人权观念,这些人权观念都带有不同于西方人权观念的鲜明的文化特征。

  其原因有1)从人权主体的角度来说,人总是存在于具体的“ 文化之网”中“, 文化将我们塑造成一个单一的物种———而且毫无疑问还在继续塑造成我们———从而使我们成为不同的个人。”因此,如果存在人权,那么它就是具体人的权利,如爪哇人的权利、中国人的权利、美洲人的权利等。

  2)从人权基本内涵的角度来说,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看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理解是不同的“。 人们总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认识人权、人的尊严、人与社会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等。”

  3)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说,由于受特定文化的作用,人权的制度保障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制度模式;而且,对人权的保障标准的制定和判断,也不能以单一文化中的价值和道德取向为唯一参照物。

  多元人权观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对人权观念的解释不能脱离相关的文化背景。这种观点既来自于对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内在必然性的尊重,也来自于对世界各国自身人权实践选择的理解和支持。

  (朱颖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本文系作者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团与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共同举办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人权治理的新路径”为主题的边会”上的发言。)

  附:链接:http://www.humanrights.cn/html/special/20170315/?pc_hash=wWIqLW&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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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昕 审核:张治中 访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