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西政

您现在的位置: 西政网 »  新闻网 »  故事西政

梁慧星 刘家琛:当之无愧的“金平法学成就奖”获奖者

作者:谢锦添 王铜 苏姿任 何其奇 陈文志天来源:校新闻中心 发布时间:2014-01-01 00:43

  

  梁慧星:半生坚守 星耀民法苍穹

  

   梁慧星,男,1944年1月生,四川青神人。中国民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获法学硕士学位。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法学研究》杂志主编。兼任西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合同法》起草委员会组长、《物权法》、《侵权法》、《民法典》起草组核心成员。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起担任第四届、第五届及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届特邀咨询员、公安部第二届特邀监督员,山东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2007年担任中央政治局《物权法》专题讲座主讲人。

  

  2013年12月,梁慧星被授予重庆首届“金平法学成就奖”。

  

   民为贵,而民法则为民生民权之根本。几十年来,他坚守在中国民法这片夜空下,将自己的智慧化作一颗颗明星点缀其中,让这片曾经被人忽略的暗夜成为一片最美的风景,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黎明到来前的闪耀启明。而今,昔日的意气风发增添几许成熟稳重,岁月如刀却不曾消减他惟法致公的热情。年近古稀,鬓发微白的他仍然埋头于中国民法典制定和颁布的文案间,行走于推动中国法学教育前进的道路上,为民立法,为国育才,尽法学家唯法公正之坚守,扬西政人兼济天下之品格。2013年12月27日,西政将首届“金平法学成就奖”授予他,“对他的表彰,代表了百年来中国人在法制现代化历程中薪火相传、不屈奋进的坚强决心”。他就是我国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

  

  为学者,治学探究无迹

  

  经历文革的动荡,那暴风骤雨般的摧残使法学界尤为狼藉。然而,砸烂公检法的荒唐运动却没有摧毁他对法律的信仰,受批判打倒的混乱却不曾打消他对法学研究的信心。

  

  1978年10月,34岁的他意气风发地走进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他师从法学泰斗王家福先生,潜心研究,孜孜不倦。由于自身在文革期间的切肤之痛,他深知民主法治的必要性、人民权利的脆弱性和被保障的迫切需要,更深刻地认知到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弊病。1981年,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梁慧星在《法学研究》发表了《论企业法人与法人所有权》一文,石破天惊地提出了以现代企业制度及财产权制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的观点,从经济基础的根本问题上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大胆思考,论点一出,学界哗然。十年后,当党中央提出对国有企业经济制度改革时,人们恍悟梁慧星之高瞻远瞩。而这,不过是梁慧星充满前瞻性的学术研究的一个例子而已。

  

  法学是有领域的,但是法学研究是没有边界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梁慧星在民法这片领域下不断探索,深入钻研,将他的智慧化作先进的民法理论,用他的研究成果引领民法立法的航向。他将自己的青春热血化作《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民法解释学》等领域的民法学学术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迈进,正逐步变为一部部实体法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列车平稳前行的轨道,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坚实有力的保障。经济的进步使社会主义民法这片田野终于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从始至终耕耘其间的梁慧星,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和尊敬,这个名字真正成为了中国法学界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

  

  “作为一个学者,我觉得应坚持学者的独立性,坚持学术的立场。真正的学术的立场,应该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这是梁慧星对自己在学术上的要求和底线。正因如此,他放弃了下海做律师的念头,拒绝了入官场做法官的机会,坚守在社科院学部委员的研究岗位上,全神贯注在于国于民有利的“真学术”上,不做迎合政治和领导的“假文人”。正是这种坚持,让人们对梁慧星有了“地道的知识分子和真正的学者”的评价。

  

  生有涯而知无涯。如今,名满天下的梁慧星,虽年逾古稀而笔耕不辍,治学不止。数十年投身民法田园的辛勤耕耘换来著作等身、学贯中西的成就。他主办的统贯民商法研究的学术辑刊《民商法论丛》发刊五十余卷,主编的《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出版百部,论文专著不可计数,谓法家翘楚,泽后辈万千。

  

  为师者,传道功名无计

  

  师者,人之范也,道之范也。为师者,要有大才大德、诲人不倦之品质,方可为人师。正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梁慧星坚持给学子们上《民法第一课》,亲自教导学子们《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作为多部期刊的主编,他不论作者职称、地位、亲疏,以学术性为唯一考量,褒奖学术,提携后生。

  

  “梁慧星是一位真正的师者,为传道授业而不求回报。比如与很多人将知识产权作为谋取财富的手段不同,他把所有个人专著、演讲论文、教材书籍等著作的使用权都无偿转让给了很多网站,我们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这对我们学生尤其是贫困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种馈赠。”民商法学院2009级校友、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刘轶平说,梁老先生的文章语言特别好,将民法由殿堂上的学问与市民生活联系起来,完全脱离枯燥无味的法学术语,“法学不脱离其学术性,又让每一个翻开民法书的人看得懂”。

  

  “在我小时候,乡上有一个阅览室,虽然面积不大,书也不多,可那里却是我的乐园,逐渐培养起了我的阅读和学习兴趣……这些成绩和进步离不开故乡的培养,我理应感恩回报。”正是抱着这种感恩的心,梁慧星卖掉北京的房产,出资近两百万在家乡捐建了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汉阳图书馆,占地面积近三百平米。“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村的孩子想要走出山村,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他意味深长地说,“农村的孩子,如果多一些人爱读书,就会有更多的人改变命运,就会减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也会为国家的建设带来更多的人才。”

  

  副校长刘俊认为,梁慧星捐建图书馆,是新中国法学界为此善举的第一人,体现了文化人的自觉和法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既是母校的骄傲,更是广大学子学习的楷模。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圆梦,梁慧星还长期资助贫困学生,并在家乡设立了奖学金,奖励成绩优异的学子。他还辗转祖国大江南北,为广大司法工作者讲授裁判方法、民法知识、法律精神,助推司法的公平公正。

  

  为法者,立公九死无悔

  

  法者,律邦国人事之运行,是天地之间正义的载体。而法律人,则是信仰正义、宣扬正义、伸张正义者,是公义的代言人。作为一位法律人,梁慧星坚守在捍卫民权的阵地上,几十个春秋,奔走不停。

  

  长久以来“国家权力高于一切”的思想在国人的心里深深扎根,为了公权力的实现可以牺牲公民私权的规则被默认并视作“爱国家”、“爱集体”的体现。即使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梁慧星仍然深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应当得到保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完善中国的民法体系,梁慧星的坚持,终于有了结果。

  

  道路虽有而行路难。每一部民事法律制定出台都会历经诸多艰辛。从《民法典》的起草,到《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制定,民法进程,步履维艰。这其中争议最为激烈和尖锐的就是《物权法》的制定。

  

  《物权法》中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提到平等保护的地位,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计划经济时代忽视公民私有财产的观念,正因如此,《物权法》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梁慧星回忆说:“2005年起,社会上有一派左的思潮,猛烈抨击物权法。认为物权法违宪、认为他是照抄资本主义的法律、认为物权法是保障富人的利益。然而,要发展市场经济,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受平等保护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意识形态的大论战。”

  

  “面对责难,梁慧星不曾妥协退缩,亲执笔纸为干戈,掷地有声地发出了‘谁在违反宪法、曲解宪法?’的檄文,口诛笔伐反对派,代表民法学界发出了最具有学术水平和政治智慧的声音,促使‘物权法’的制定重回既定的正确航向。”民商法学院教授谭启平如是说。终于,2007年3月,梁慧星手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赴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传讲物权之道。万般辛苦,终得回报。

  

  脊梁三尺,为正义能负千斤重;坚守一生,伸民权敢动万户侯。梁慧星正是以这样的执着和努力,为中国民法的不断完善、人民的合法权利鞠躬尽瘁,不畏九死。冒着社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论战意识形态保守思想,终促《合同法》订立,保障了广大底层劳动者的切实权利;无视腿伤,拄杖亲赴汶川地震灾区,坚持将“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写入《侵权责任法》,给“房倒倒”、“楼脆脆”以当头一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的“中国梦”而奋斗。作为一名法律人、法学家,梁慧星也有着自己的“中国梦”,那就是希望民法典早日颁布施行。“自1954年以来,‘民法典’就开始筹备草拟中,这不仅是我们这代民法学者的梦,更是100多年来中国法律人的梦,是全中华民族期待的。”梁慧星激动地说,“为什么‘民法典’如此重要?因为它是民主法治的基础。”梁慧星认为,尽管现在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民法体系,有诸多单行的民事法律,然而订立一部进步的、完善的、科学的“民法典”仍有必要。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需要这部伟大的“民法典”作保障。

  

  提及“民法典”,梁慧星的表情是那样的憧憬,仿佛又回到几十年前青春热血的年华。的确,这就是一名真正的法律人对民主法治的向往,这就是一名有担当有坚持的学者对祖国发展富强的向往。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司法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梁慧星的“民法梦”终将实现。

  

  刘家琛:挥毫慎刑保国安

  

   刘家琛,男,1937年10月生,四川省三台县人。1961年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本科毕业。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等学术职务;是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或博士生导师。长期主管刑事审判,亲自审理和领导审理了成克杰受贿案、胡长清受贿案以及湛江特大走私案等一批大案要案,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曾公开发表论文《论跟形势与定罪量刑》、《严格依法办事,就是保证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引发政法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先后出版近40余部专著或编著,其中《诉讼及其价值论》、《三大诉讼之比较》、《刑罚适用及其价值取向》等专著和课题被专家、学者赞誉为“现代司法理念实践的结晶”。 2007年,年满七十的刘家琛,荣获“国家功勋天平奖章”。

  

  2013年12月,刘家琛被授予重庆首届“金平法学成就奖”。

  

   是谁?48载辛劳,用一名法官的赤子情怀和对正义的坚守,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慎刑爱民的理念以及丰富的审判经验捍卫着事关公民生杀予夺的城门——刑事审判,一生竭忠尽力于共和国的法治建设。又是谁?“操千曲而后晓声”,48载案牍劳形,终得回报,2013年12月27日,西政将首届“金平法学成就奖”授予他,“他的获奖说明:一个法官,如果能够用毕生的职业生涯证明他的人格和智慧,从而获得法学界普遍的由衷赞佩,那么,他的人生就是一座丰碑。”他就是数十载辛劳只为“朱笔慎刑张正义,除暴安良慰民心,适律巧断当今讼,不留后患谋太平”的大法官——刘家琛。

  

  不为保身隐真言

  

  文革期间,造反派在成都街头发动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要打倒当时的省委书记,“解放大西南”。一个年轻人冲上讲台,大声驳斥:“全国都解放十多年了,你们解放什么大西南?”顿时遭到红卫兵的围攻,幸得同事解围才避免“灭顶之灾”,这个年轻人就是刘家琛。

  

  “法官要敢于讲实话,善于讲真话。”刘家琛铿锵有力地说道。在法院工作的几十年之中,只要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话他就敢说,只要是对的意见他就敢据理力争,因而导致某些领导对他有看法,甚至错失许多受重用的机会,但他从不后悔自己“独树一帜”与他人“唱反调”,更没有因此违心说假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严打”期间,由于遵循“多抓多判,从重从快”的方针,使全国司法呈现出罪刑失衡、司法不公的状况。为避免“严打”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刘家琛特别提出“严打”前加上“依法”二字,将“严打”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为此他在《法学季刊》上发文——《跟形势与量罪判刑》倡议全国司法机关既要紧跟“严打”斗争的形势,又必须严格依法,避免“群众运动”。当时仅为副处级干部的他,却被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个代表’之一,跟中央唱对台戏”,送到北京“高干班”学习改造。

  

  两次在公众面前说真话,从而遭遇人生低谷,他却依旧没有“学会”明哲保身,因为他只在真理面前低头。“文革期间,有人批我是‘逍遥派’,我就关起门来,真正做起‘逍遥派’,重温大学的法学课程,从头学习,坚信有重建国家法制的一天。也是从那时开始,将毕生的精力投身于法院工作成了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吃过几次口头亏后,刘家琛渐渐学会了说真话的技巧,即“善于讲真话”。虽然表达的方式变了,但他说真话的信仰却丝毫没有动摇,作为法官,他坚守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理念,敢言善辩,捍卫着正义的城堡。

  

  朱笔慎刑张正义

  

  “严格执法的同时,在任何情况下对各类刑事犯罪都要坚持区别对待,恩威并用、宽严相济,既要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功能,更要注意发挥刑罚的感化教育功能。”这是刘家琛几十年来的工作理念。

  

  在立法问题上,他主张法的威慑力不在于重处,而在于合情合理合法。刑法修改后,死刑罪名由原先的18个增加到68个,但他在最高法院掌管全国死刑案件时确提出:定罪的基本事实、基本证据,必须从根本上搞清楚,而不能只是基本清楚、基本确凿。从而在死刑罪名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被判死刑的人数反而越来越少。2007年,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仅为严打斗争时期最高人数的10%。

  

  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律的科学构建,更需要法律的正确适用, 对法官来说尤其如此。在司法层面,刘家琛大力倡导慎用刑罚、保障人权。“司法要注重情、理、法三者的平衡,办事要讲情讲理,不能死扣法律,但讲情讲理也要注意讲法,以法服人。”

  

  他认为,如何把法律运用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国家有个特点,一个法律管56个民族、13亿人口。这种情况下,法官如何掌握好自由裁量权,就显得极其重要。”他介绍说,他曾经在一个具有几百年走婚制度的少数民族调研时,发现在走婚中有未满14岁的男女,自愿发生了性行为后,被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将男方以强奸罪论处,判刑5年,而女方则丝毫没有埋怨男方,反而定期探监并和男方约定5年后结婚。“严格依法办事没有问题,但是考虑实际情况。怎么样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家庭和睦、构建老百姓之间的团结互助就该怎么做,不要树立过多的对立面。”为此,刘家琛向当地公安机关建议:“把双方交给父母管教,并叮嘱他们未满14岁发生性行为是违法的。”三年后,当他再去考察时,发现未满14岁就发生性行为的现象基本绝迹了,真正实现了法律施行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社会效果必须以取得好的法律效果为前提,那种以牺牲法律效果换取的所谓的社会效果,最终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司法要注重人权的保护,任意处罚、侵害人权,最终只会树立更多的对立面。惩处犯罪要慎刑,法官要有这种观念。”这种慎刑的理念,使刘家琛将“保障人权,平衡情、理、法”贯彻在他整个司法工作中。

  

  新刑法和新刑诉法颁布以后,为保证“两法”正确实施,他在最高法院党组的领导和支持下,先后参与主持和筹办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以及有关经济犯罪、金融犯罪、毒品犯罪和涉外案件等全国刑事审判专业会议,及时总结、交流刑事审判经验,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适用法律的新型、疑难问题。他在这些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会议后形成的会议纪要成为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文件,对全国法院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准确适用刑事法律,正确审理刑事案件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笔耕不辍系天下

  

  中国的司法审判历来容易被舆论“绑架”,司法审判中也往往过分注重“社会效果”而枉判。“司法要追求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但更要注重追求实际的社会效益。要对社会有正确的理解,不要老百姓喊杀,就把人给杀了。我们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比较低,法治水平更低,但是不能怪他们,这是中国历史情况造成的。”于是,著书普法成了刘家琛工作的一部分。

  

  几十年来,他在繁忙的审判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从结合案例诠释法律的普法读物,到指导刑事审判的权威教材,先后有近40余部专著或编著问世,可谓著作等身。《农民权益保护法律分解适用集成》、《刑罚适用及其价值取向》、《刑法知识例解》等书,通过平实的语言,具体详实的案例,将法律的内容讲析得通俗易懂。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学泰斗巫昌祯曾说:“刘家琛法官的书太重要了,我过去给学生讲课苦于找不到具体案例,他的书一出来,我给学生讲课时常引用,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它简直成了我的好帮手。”

  

  在刘家琛看来,不仅要让司法工作者懂法,更要让广大老百姓懂法,“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一定要大众化,要使他们听得懂,不能以法律讲法律,要使法律知识变得很形象生动。”为此,他专门组织编写了《新刑法定罪量刑图解》,甚至推出了以儿童为普法对象的《图说刑法》等一大批普法书籍,将法律知识、案例生动形象地阐述出来,寓教于乐,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普法要从娃娃抓起,效果更明显。”他介绍说,以前有个9岁的小孩玩电脑,不做作业。他妈妈很生气,想扇他耳光,他闪开没有打到,于是一气之下就把他关起来。后来,他看了《图说刑法》,在和妈妈玩耍时说:“以前我不做作业是我不对,但你打我也不对。你要是把我脸打伤了,轻伤要判三年刑。要是把我的眼睛打瞎了,耳朵打聋了,最后你判三年以上四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未经司法机关批准,擅自把我关起来,构成非法拘禁罪。”

  

  注重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成了刘家琛普法征程中的一柄利剑。“每个人不仅要努力在工作岗位上做些什么,这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回报;还要考虑在业外尽力做些什么,为后来人和后来的时代馈赠些什么。”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即便是审判工作案牍劳形,刘家琛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几十年如一日,最终著作等身,为中国的法治事业添砖加瓦。“什么叫‘恶’、怎样去惩处,怎样慎刑,法官要有这种观念,老百姓也要有这种观念。”

  

  敢言、慎刑、普法,刘家琛在工作生涯中将他的理念落到立法、法律的解释、适用之中,推动着中国的法治事业一步步向前迈进。中国首批大法官、国家元首的崇高礼遇、金平法学成就奖……他荣膺了一名法官所能得到的无尚褒奖。“古稀回首无憾事,漫步人生酒当歌。”刘家琛终以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敢说、敢做,为中国的法治蓝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第3辑


字体:【小】 【中】 【大】
分享:
点赞: 
责任编辑:谢锦添 访问量: IP